佛教、道教、景教

栏目:电商 来源:福建数码网 时间:2019-07-11

唐代的长安不仅是商业枢纽和物资汇聚之地,达官贵人、才子佳人生活的空间,更是“信仰之都”。来自波斯的商人带来了“景教”“祆教”“摩尼教”;作为当时实际上的佛教世界中心,从印度、中亚而来的佛教僧侣,只有到达长安,才能登上传法事业的顶峰,而来自东瀛和新罗的学问僧们,又把从长安带走的佛光洒在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上;佛道并重,三教归一,宗教消费成为推动商业繁荣的重要推动力。

主笔/马戎戎

佛教、道教、景教

唐代壁画《金佛传》

唐朝人的“圣诞节”

那是1300多年前一个腊月的夜晚。那时,冬季的长安城,晚上通常很寒冷。这天晚上,大明宫内灯光通明,充足的炭火把大殿烘烤得暖洋洋的,以至于参加宴席的客人们脸上都微微有了汗珠。

宴席的主人是代宗皇帝,他端起酒杯,真诚地祝福席间的各位客人圣诞节快乐,并赐给他们御制名香和糕饼。

客人们自然感激涕零,下跪谢恩,山呼万岁。公元781年,这些客人的首席代表、长安景教寺院大秦寺僧首景净,在唐德宗敕建的“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”碑文中,满怀感恩之心地写下:“代宗文武皇帝恢张圣运,从事无为,每于降诞之辰,锡天香以告成功,颁御馔以光景众。”

这是中国史料中,最早的关于中国人过圣诞节的记录。而这一幕,发生在1300多年前的唐代。而所谓的“景教”,就是最早来到中国的基督教。

景教是公元635年入唐的。唐太宗李世民对这个从波斯远道而来的宗教十分好奇。他派丞相房玄龄到长安城外去迎接他们,还亲自听主教阿罗本讲道。之后,他表现出了对这个教派的欣赏。他允许阿罗本在皇家的藏书楼里翻译经典,还允许他进入内廷,与自己讨论教义。贞观十二年(638)七月,唐太宗亲自颁发了允许这种新来的宗教在大唐传播的诏书,诏书这样写道:“道无常名,圣无常体。随方设教,密济众生。”

这16个字,体现了唐太宗对宗教的高超理解。

事实上,来到中国的“景教”,就是基督教历史上的“异端”——聂斯托里派。聂斯托里曾于428~431年任君士坦丁堡大主教,他否认基督的“神性”和“人性”是结合为一个本体的,认为应该把基督的“神性”和“人性”区分开来,基督的神性本体是依附在人性本体上的,圣母是“人母”而非“神母”。很快,聂斯托里被教廷宣判为“异端”,被剥夺了大主教职务,流放到了埃及。他的信徒们则被东罗马帝国迫害,进入波斯。在那里,他们成立了独立的教会,自东向南,将教义带到了印度和中国。

从此,如“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”中所撰写的那样:“明明景教,归我大唐。”到了高宗年间,景教一度在中国发展到“法流十道,寺满百城”的规模。

大概是由于客人来自波斯,在诏书中,唐太宗将阿罗本和他带来的教徒们称呼为“波斯僧”,他为阿罗本和“僧众”们建立的寺院,也被长安的居民们称呼为“波斯寺”。其实,无论是对于唐太宗,还是长安城的居民们来说,阿罗本和他的同伴,不是唯一的“波斯僧”。当年,长安城里,同样被称为“波斯僧”的,还有祆教徒和摩尼教徒。

祆教又称拜火教或火祆教,是中国古代对起源于波斯的琐罗亚士德教(Zoroastrianism)的称呼。琐罗亚士德教最根本的理论基石是善恶二元论:世界存在着善与恶两大本原的对立,善本原代表着智慧、善良和创造,是光明和生命的体现;恶本原代表着愚昧、邪恶和破坏,是黑暗和死亡的体现。善与恶、光明与黑暗的对立是永恒的,它们之间的对立和斗争起源于“二”,最终又复归于“二”。公元4世纪初,祆教就已通过粟特商人的途径传入了中国,北周的统治者为了发展与西域诸国的关系,甚至制定了“拜胡天制”,由皇帝亲自参与祭拜活动。

唐高宗时代,摩尼教传入中国,武则天曾接见了第一批来华的摩尼教徒。摩尼教的中心思想是“二宗三际论”,二宗即光明与黑暗,三际是指世界发展的三个阶段:初际、中际、后际。摩尼教认为光明与黑暗是世界的本原,光明王国光明、洁净、和善、快乐,是美好的所在,而黑暗王国则是邪恶的化身。

摩尼教公元3世纪中叶由波斯人摩尼创立,3世纪末年在本土被祆教打压,于是沿着丝绸之路向东方传播。摩尼年轻时曾为基督教徒,因此,教义中有明显的基督教“末日说”影响:摩尼教认为,只要通过艰苦的“劳心救性”,人类的灵魂终将得救,回归光明王国。那些拒绝拯救的灵魂将连同地球及黑暗物质一起,在熊熊的世界末日大火中归于毁灭。

在古代宗教史研究领域中,景教、祆教、摩尼教被统称为唐代的“三夷教”。“三夷教”的寺院主要集中在长安城的西北部,靠近胡商聚集的国际商品交易市场“西市”,方便各族胡人祭祀礼拜。

“每岁商胡祈福,烹猪羊,琵琶鼓笛,酣歌醉舞。”每至岁末,西市的胡人祈福活动便成为长安城内的一景。胡人们在仪式上表演“破腹出肠”西域幻术,让大唐居民们又惊惧,又好奇。

在浙江大学东亚文化研究中心主任、博士生导师孙英刚教授看来,“三夷教”留下的正式宗教文献非常少,少到“写篇博士论文都不够”。但是,“这些信仰在中国都有教堂,说明当时中国人的信仰很开放”。

“三教并弘”下的大唐家庭

唐玄宗年间,青城山有个道士叫刘知古。唐玄宗好丹药,刘知古曾给唐玄宗上书《日月玄枢论》,确定了道家的“内丹思想”。但相比他的修为,更有趣的是他的家庭:刘知古本人入道,他的兄长学儒家经典,弟弟则奉佛,出家于武担山静乱寺,法号履彻。据当时的宰相张说的记载,刘知古曾在成都太清观的静思院将老子、孔子与释迦牟尼共冶一炉,被张说评论为:“三圣同在此堂,焕乎有意哉!达观之一致也。”

刘知古“一家三教”,同一家庭内部的不同成员可以有三种信仰,这是在信仰多元的唐代才会发生的事情。儒释道能共冶一炉,不能不提到唐武德七年那场著名的“儒释道辩难”。

公元624年2月的一个清晨,唐高祖李渊携秦王李世民,亲自出席了长安国学的“释奠”大典。释奠本来是国家祭祀先圣孔子的大典,但这次参加讲论的,不仅有国子博士徐文远与太学博士陆德明等大儒,还有来自佛教、道教的代表性人物:长安圣光寺沙门慧乘、普光寺沙门道岳,清虚观道士刘进喜、李仲卿。

由于唐高祖以老子后裔自居,以道教为本宗,故辩论中的席次以道士居首,儒家居中,沙门殿后。三门的代表人物相继升座讲经,之后相互辩难,气氛极为热烈。

“释奠”之前,唐高祖发布诏书,定下了“三教虽异,善归一揆”的原则与基调,为整个大唐奠定了兼容并包的文化主旋律。由于这样的讲论时常进行,三教中人不得不兼明三教,否则无从在论战中取胜。

“三教并弘,兼容并包’”是唐代的基本文化国策。”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所长李利安教授说,“三教互补、会通合一的意义,就在于自此之后,三教在彼此呼应中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,即中华传统文化。”开元二十三年(735)八月初五,是唐玄宗的生日。为了庆祝生日,这一天,唐玄宗特意举行了一次三教讲论活动。在这次讲论中,玄宗明确提出了“会三归一”的主张,宰相张九龄将之解释为“万殊一贯,三教同归”。

这一年,唐玄宗完成了“遍注三教”:御制《道德经注》,颁行天下;御注佛教的《金刚经》。开元十年(722)六月二日,唐玄宗曾御注《孝经》颁于天下,到了天宝二年(743)五月,他再一次御注《孝经》。

《孝经》《金刚经》《道德经》是儒、释、道三教根本性的经典。唐玄宗遍注三教,表明了他对宗教的态度:尊儒、崇道、不抑佛。

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国策下,唐代成为了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,长安成为了当时事实上的世界佛教中心,进而成为整个世界的“信仰之都”。

“那时,世界舞台的中心就在大唐,所有有抱负的人都要到大唐才能发挥他的才能,博取他的名声。来自世界各地的僧人、商旅,穿越沙漠和海峡,络绎不绝地到中国来学习,学习完之后把这些最先进的理念传入日本,传入朝鲜,传入中亚、西亚甚至更远的地方,这实际上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。”孙英刚这样说。

佛教、道教、景教

高昌景教教堂壁画

大唐皇室与佛教

显庆元年(656)十月,皇后武则天即将临产,产前,她自觉身体不安,心里十分忐忑。信仰佛教的武则天,请大师玄奘入宫祈福。玄奘答应了,他提出,如果皇后生下男孩,希望这个孩子能够剃度出家。唐高宗许可了这个提议,十一月初五,皇子李显诞生。十二月初五,李显满月,玄奘亲自为之剃度,高宗给这个男婴赐号“佛光王”。

李显就是后来的唐中宗,一直到8世纪初,玄奘去世半个世纪后,中宗还会到大慈恩寺追念他。

李唐皇室推崇道教,唐高祖、唐太宗均主张“道先佛后”。然而,如果说道家更多参与了庙堂之上的国家礼仪,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土的佛教,在唐代则完全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峰。

“到唐代的时候,中国佛教应该说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高度: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佛经翻译的最高峰,印度佛教的主要经典向中国输入基本完成。第二个方面就是中国人对外来佛教文化的理解,经过几百年的传承和发展,到唐代的时候,理论体系的组建,可以说达到了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顶峰。第三个方面,佛教的八大宗派:除了天台宗创立于隋代之外,其他如唯识宗、三论宗、华严宗、禅宗、律宗、净土宗、密宗等中国化佛教宗派,都是在唐代真正定型的。”李利安这样评价佛教在唐代的成就,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,印度佛教的中国化在唐朝已经彻底完成了。”

“玄奘取经归国之后,世界佛教文化版图的中心已经实现了从印度向中国内地的转移。”李利安说,“在唐代,佛教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,成为民众的普遍信仰,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,重塑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,直接影响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方式。”

“长安城是一座渗透了佛教性格的城市。”孙英刚认为,和同时期世界其他地方的城市相比,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口超百万的城市,长安是一座“佛光照耀下的城市”。长安有近200所寺院,僧侣在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也很高。

寺院承担了非常多的社会功能,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就是社会的公共空间。“佛教传入中国之前,中国的城市只有两部分:一部分是私人空间;一部分是官方机构,官府。老百姓是进不去的。佛教进来之后,按佛教的定义,众生平等,所以不论是达官贵人还是普通老百姓都可以进到这个空间去,所以就有了公共空间,改变了城市结构,也改变了城市的生活面貌。”孙英刚说。

寺院林立的长安,仅佛教宗派就多达10个。唐高宗时期,印度高僧阿地瞿多到慧日寺的浮图院建立“陀罗尼普集会坛”,很多皇室成员、王公贵族都前往参加。这表明,自南北朝时期传入中国的“密教”已经有了非常深厚的基础。武则天本人,也曾为十一面观音造像、供奉。

《中国密教史》作者、陕西师范大学吕建福教授认为,唐代中期是汉传密教发展的黄金时期。

根据黄心川先生在《中国密教史》中所指出的,汉地密教传播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:杂密经咒传播时期;纯密或有组织的经典传播时期;印度坦多罗密教或晚期密教输入时期。

唐代开元年间,“开元三大士”善无畏、金刚智、不空来华后,直接翻译、弘传以《大日经》和《金刚顶经》为中心的印度金刚乘体系的密教,这些密教称之为纯密。

作为金刚智的弟子,不空曾翻译《仁王护国般若波罗密多经》,积极地宣扬、发挥密法的护国功能。唐玄宗在天宝五年(746),不空为唐玄宗祈雨成功,得赐紫衣;“安史之乱”中,安禄山攻入长安后,不空留在长安,和出逃的唐肃宗保持秘密联络,同时为唐肃宗积极修法,祈请肃宗还都。肃宗还都后,不空备受皇室礼遇。

吕建福认为,由于一方面适应了唐帝国中兴君主玄宗等人复兴皇室权力的需要,另一方面迎合了当时儒释道三教正在融合的趋势,汉传密教得到了急剧的发展,并且形成了一个以修持密法为主的中国佛教新宗派:唐密。

842~845年,唐武宗会昌年间,发起了大规模灭佛运动,史称“会昌法难”。之后,唐密渐衰,反而由日本僧人空海在日本发扬光大,成为今日的“东密”。而一度在大唐得以弘传的景教、祆教、摩尼教等诸多“波斯胡教”,也在这场法难中一并凋零了。

回归古典世界

从目前已知的史料来看,唐武宗灭佛的根本原因在于打击佛教寺院的经济势力,但也和“佛道之争”脱不开关系。武宗未即位时,已好道术,即位后即召道士入禁中。道士赵归真利用武宗向道,曾对武宗说:佛教不是中国之教,应当彻底清除。

事实上,唐文宗时,寺院的经济势力已经成为让皇室头疼的事。唐文宗曾对宰相说,古时三人共食一农人,今加兵佛,一农人乃为五人所食,其中吾民尤困于佛。唐武宗则说:使吾民穷困的是佛。于是下诏废除佛教,拆去山野招提和兰若(私立的僧居)4万所,还俗僧人近10万人。到了会昌五年(845),共废寺4600余所,僧尼还俗26万多人,释放奴婢15万人,被寺院奴役的良人50余万,没收良田数千万顷。被释放的奴婢,每人分田百亩,编入国家户籍。并将寺院铜像用来铸钱,铁像铸成农具,金银像收归国库。会昌末年,全国两税户比宪宗“元和中兴”时增加了两倍多,税收进入“安史之乱”后国家最盛时期。

但是,武宗死后,宣宗即位。宣宗崇信佛教,下令恢复武宗时被废的佛寺,并杀死道士赵归真等。在此之后,佛教势力又兴盛起来。

在吕建福看来,“会昌灭佛”代表了封建帝王对宗教的态度边界:“‘三教合一’虽然是唐代的‘基本国策’,但事实上,各方之间形成的默契是,各家各派各有分工。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依然是儒家思想。包括佛教在内的宗教,只能在你的宗教领域里发挥你的作用,不能干预政治。一旦‘越界’,就要加以限制甚至禁毁。”

在孙英刚看来,“会昌灭佛”标志着唐帝国从开放进取的世界主义转向了保守的古典主义。中国主动掉头,回到了纯粹的古典时代。

“‘会昌灭佛’是中国自己放弃了对世界佛教的领导权力。在世界史的范围内,这带来两个后果:第一个是日本的文化自主性加强;另外一方面,在西边的话,伊斯兰教大举进入中亚,中亚的佛教国家得不到大唐的支持,很快逐渐衰落了。伊斯兰教一直东进到中国的陕西、宁夏、甘肃。而‘会昌灭佛’之后,整个中国的文化氛围和思想氛围都发生了变化,弥漫着一种排外的保守主义思想情绪。”孙英刚这样评价。

“会昌灭佛”的另外一个后果,是直接导致我国在唐以前的木构古建筑荡然无存,只有南禅寺大殿(782年)逃过一劫。佛光寺(857年)等建于“会昌灭佛”之后,而同一时期的日本,该时期的木构建筑大约有十几处左右,如法隆寺(670年)、唐招提寺(760年)、正仓院。在梁思成发现佛光寺之前,日本人曾宣称中国没有唐代及其以前的木构古建筑,必须到奈良去看。

“唐代是中国古代史的黄金年代,唐代文明是世界主义的文明,它是一种包容、开放、多元主义,胸怀非常宽广的一个文化。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世界性帝国。”孙英刚这样说。

在孙英刚眼中,唐代的宗教多元政策创造了这样一个奇迹:“无论什么样的外来宗教,在唐代都可以和平共处,从未发生任何宗教战争,这在西方宗教历史上是不可想象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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